第41章 八方风雨会

    通电全国,我东北王拒绝入关 作者:佚名
    第41章 八方风雨会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六日,夜,上海法租界
    刘振川坐在书桌前,盯著那盏檯灯看了很久。灯罩是绿色的玻璃,灯光透过玻璃在桌面上投下一圈昏黄的光晕,光晕里摊著三份东西:左边是周云龙前天送来的《东北工业学校筹建方案》,厚达三十页,详细到每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实习安排、师资配备;中间是今天刚到的《东北新式战术操典摘要》,油印的,字跡有些模糊,但里面的內容让他心跳加速——班组协同、步炮配合、山地游击,这些他在德国留学时学的理论,在华夏几乎没人懂,却在东北被系统整理成了教材;右边是一封简讯,周云龙亲笔写的,只有一行字:“刘兄若有意,三日內可安排北行。一切费用我方承担,来去自由。”
    窗外是法租界的夜色,远处百乐门的霓虹灯透过窗帘缝隙,在墙上投下变幻的光影。隔壁传来留声机的音乐声,是周璇的《夜上海》,甜腻的嗓音在寒夜里飘荡,像这个时代虚浮的繁华。
    刘振川点了一支烟。他很少抽菸,但今晚需要。烟雾在灯光中盘旋上升,像他此刻纷乱的思绪。
    十天前,那个自称北大歷史系研究员的周云龙第一次来访,谈起东北的改革,他还不以为然。五天前,周云龙送来第一批资料——东北土地改革试点报告、新建工厂名录、讲武堂课程大纲。他开始將信將疑。今天,这份战术操典和工业学校方案,彻底动摇了。
    这不是作秀。作秀做不出这么扎实的东西。那些课程设置,需要懂教育的人;那些战术操典,需要懂军事的人;那些工厂规划,需要懂工业的人。而东北,那个他印象中只有张大帅抽大烟、少帅捧戏子的地方,居然在同时做这三件事?
    更让他心动的是工业学校方案里的一行批註:“军事工程系特设坦克、装甲车维修专业,需引进德式培训体系。”批註的笔跡很特別,瘦硬有力,旁边盖著一个小小的私章——瑾之。
    刘振川在德国留学时,专门研究过坦克战术。回国后,他在讲武堂、在军校、在各种场合讲坦克的重要性,回应他的大多是茫然的眼神,或者一句“那玩意儿太贵,用不起”。可现在,在东北,居然有人要建专业培养坦克维修人才?
    他掐灭烟,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带著黄浦江的水汽和城市的煤烟味。远处外滩的灯火连成一片,那是洋人的银行、洋人的公司、洋人的租界。而华夏自己的土地上,战乱、饥荒、割据……
    “刘教授,还没睡?”隔壁的同事探出头,是教经济学的王先生,“又在研究你那坦克理论?”
    “隨便看看。”刘振川关上窗。
    “要我说啊,有那功夫不如多写几篇论文,评职称用。”王先生摇摇头,“这年头,枪炮救不了国。你看东北那个章凉,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还不是要被日本人收拾?”
    刘振川没说话。他回到书桌前,重新摊开那份工业学校方案,翻到最后一页。那里用红笔画著一个简单的组织结构图,最上面写著“东北工业学校(筹)”,下面分出六个系,其中“机械工程系”下面,用红笔特別標註:“擬设装甲车辆教研室,急需主任一名。”
    他的手在颤抖。不是害怕,是一种久违的热血,在他冰封了多年的心里,重新开始流动。
    他提起笔,在一张信笺上写下:“周先生如晤:蒙赐资料,感佩良深。弟愿赴奉天一行,亲睹实情。若能效力,当竭绵薄。行程听凭安排。刘振川谨启。”
    写完后,他仔细折好,装进信封。明天一早,送到霞飞路那家书店。
    同一夜,天津英租界
    叶沧澜坐在客厅的火盆旁,手里拿著一份《大公报》。报纸头版是东北政务委员会的通告:“为振兴实业,培养人才,特筹建东北工业学校。现面向全国诚聘教授、技师、管理人才,待遇从优,来去自由。”旁边还附了简章和报名方式。
    火盆里的炭火噼啪作响,將他的脸映得忽明忽暗。妻子坐在对面做针线,两个孩子已经睡了。这是他在天津的第三个家——第一个家在老城区,三年前被溃兵抢了;第二个家在河北,去年涨大水淹了;现在这个,是租的,每月二十块大洋,占了他薪水的一半。
    “沧澜,”妻子轻声说,“你盯著那报纸看一晚上了。想去?”
    叶沧澜放下报纸,嘆了口气:“想去,又不敢去。”
    “怕什么?”
    “怕又是一场空。”他苦笑,“我这辈子,跟过三个长官。第一个说要整顿地方,结果贪了军餉跑了。第二个说要抵御外侮,结果日本人一来就投降了。现在这个章凉……”他摇摇头,“太年轻,太急,得罪的人太多。我怕他撑不住,到时候咱们又得顛沛流离。”
    妻子放下针线,走到他身边坐下:“可你在天津,就舒心吗?那个王市长,天天让你去应付日本人,去安抚地痞,去收苛捐杂税。你说要整训保安队,他给多少钱?你说要修防御工事,他说没必要。这官当得,憋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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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戳到了痛处。叶沧澜闭上眼。是啊,憋屈。每天在市政府,看著那些官员勾心斗角,看著日本人耀武扬威,看著老百姓受苦受难,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这种日子,他过了三年,像在泥潭里挣扎,越陷越深。
    “李毅德说,”他喃喃道,“章凉在东北真干实事。土改,整军,建厂,办学。他还说,只要我去,给实权,真干事。”
    “那就去看看吧。”妻子握住他的手,“咱们还年轻,孩子还小。要是东北真像说的那样,咱们就留下。要是不行,再回来,或者去別处。总比在这儿耗著强。”
    叶沧澜看著妻子。这个跟他吃了十几年苦的女人,眼中没有畏惧,只有信任和支持。他心中一热,重重点头:“好,我去看看。”
    他起身走到书桌前,提笔写信。写给李毅德,也写给那个他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章凉。
    十一月八日,江西永新县深山
    彭坤山坐在山寨聚义厅的虎皮椅上,手里捏著那封信,已经捏了一个时辰。信是三天前一个货郎送来的,说是“奉天来的要紧文书”。他拆开一看,落款是张瑾之,內容很简单,但字字千钧。
    厅里坐著十几个头目,都在等大哥发话。炭火盆烧得正旺,但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大哥,”二当家忍不住开口,“这信上说的,靠谱吗?章凉那小子,才二十九,能有多大本事?”
    彭坤山没说话,把信递给身边的师爷。师爷是个老秀才,戴著一副断了腿用绳子绑著的眼镜,就著火光仔细看。看完,他深吸一口气:“大当家的,这信……不一般。”
    “怎么说?”
    “第一,信纸是上好的宣纸,墨是徽墨,字是顏体,功底很深。这不是寻常武夫写得出来的。”
    “第二,信里说的条件——成建制改编,驻地自选,装备优先——这诚意,很足。”
    “第三,”老秀才顿了顿,“最关键是最后那句:『若兄不弃,愿虚位以待。可先遣人至奉天,亲眼看我所行所为,再作定夺。』这话大气,也聪明。不逼你,让你自己看,自己选。”
    彭坤山接过信,重新看那几行字。他识字不多,但这几句看懂了。不逼你,让你自己看。
    “大哥,”一个年轻头目站起来,“要我说,咱们在山上自在快活,干嘛去受那份管束?当兵有什么好?餉银拖欠,打仗送死……”
    “那你在山上能快活一辈子?”另一个年长的打断他,“你今年二十五,还能打能杀。等你四十了,五十了,怎么办?咱们这些人,死了连祖坟都进不去,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
    这话说到了所有人心坎上。厅里沉默下来。炭火噼啪,山风呼啸。
    彭坤山缓缓起身,走到厅口。外面是漆黑的夜,群山如墨。他在这片山里呆了八年,熟悉每一道山樑,每一条深涧。但八年了,他也倦了。杀人放火,劫道绑票,表面威风,心里虚。每次下山看见老百姓恐惧的眼神,每次听说日本人又在哪里造孽,他心里都像被针扎。
    “老四,”他转身,“你带两个机灵的弟兄,扮作行商,去一趟奉天。不要暴露身份,就去看看——看看地是不是真分了,兵是不是真练了,工厂是不是真建了。看清楚了,回来实话实说。”
    “是!”一个精干汉子站起来。
    “记住,”彭坤山盯著他,“不管看到什么,不许惹事,不许暴露。咱们的命,都在你们眼里。”
    同一日,武汉汉口
    林伯韜站在中学操场边,看著学生们在跑步。他是这所中学的体育教员,化名林涛,每月薪水二十块大洋,刚够餬口。三年前从京城军逃出来后,他隱姓埋名,不敢联繫家人,不敢结交朋友,像一只惊弓之鸟。
    三天前,一个卖报纸的老头塞给他一封信。他回到宿舍拆开,落款是张瑾之。信很短,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他心上:“黄埔英才,埋没草野,瑾之痛惜。今东北整军,正需懂新式战法、怀救国热忱之青年军官。若兄愿来,可任讲武堂战术教官,或新编部队参谋长。前事已矣,在东北,但凭本事,不问出身。”
    不问出身。这四个字,让他眼眶发热。他在黄埔是优等生,在战场是敢打敢拼的连长,可因为揭发上司吃空餉,就成了“通匪嫌犯”,差点被枪毙。这三年,他睡过桥洞,扛过码头,最后才在这所中学找到棲身之所。每天晚上,他都会梦见战场,梦见那些因为他指挥而活下来的士兵,梦见那些因为长官贪腐而枉死的兄弟。
    “林老师!”一个学生跑过来,“校长找您,在办公室。”
    林伯韜收起信,整了整洗得发白的制服,走向办公楼。校长是个胖胖的中年人,见他进来,笑眯眯地说:“林老师,有你的电话。说是你老家来的,急事。”
    老家?林伯韜心头一紧。他逃出来后,从没跟家里联繫过。他走到校长室,拿起话筒:“餵?”
    “是林伯韜先生吗?”一个陌生的声音,很沉稳,“我是周云龙先生的同事。周先生让我转告您,去奉天的事情安排好了。明天晚上八点,江汉关码头,有一艘货轮『辽河號』去营口。船票在二副那里,报您的名字就行。到营口后,有人接您。”
    电话掛断了。林伯韜握著话筒,手在发抖。周云龙,是半个月前来学校“考察体育教学”的那个学者。两人聊过一次,关於德军的步兵战术,聊得很投机。没想到……
    “林老师,家里有事?”校长问。
    “是,有点急事。”林伯韜放下话筒,“校长,我想请几天假,回趟老家。”
    “几天?”
    “可能……要久一点。”林伯韜深深鞠躬,“这些日子,谢谢校长照顾。”
    他走出办公楼,站在寒风中。武汉的冬天湿冷刺骨,但他的心是热的。三年了,他终於可以重新穿上军装,重新拿起枪,去做一个军人该做的事——不是为长官,不是为派系,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那些像他一样被埋没、被冤枉、但还想做点事的人。
    十一月九日,江西吉安乡村
    陈仲谋坐在油灯下批改学生的作业。这是一所破败的祠堂改的学堂,他既是校长,也是唯一的教员。五十多个学生,从六岁到十五岁,挤在两间教室里。白天教孩子识字算术,晚上给大人办夜校,讲时事,讲道理。
    油灯的光很暗,他得凑得很近才能看清字。窗外的寒风吹得破窗纸哗啦作响,他裹紧了身上打了补丁的棉袍。四十岁,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现在在这个穷乡僻壤,一个月挣八块大洋,还要拿出一半买书、买纸、买灯油。
    但他不后悔。三年前那篇揭露军阀横徵暴敛的文章见报后,报社被查封,他被通缉,是这里的乡亲收留了他。这些年,他教出了几十个能识字写信的孩子,让上百个农民知道了什么是“自己决定”,什么是“自我价值”。值了。
    “陈先生!”一个年轻人匆匆跑进来,是他以前的学生,现在在镇上邮局做事,“有您的信!从奉天来的,掛號信!”
    奉天?陈仲谋一愣。他拆开信,厚厚一沓。前面是《东北工业学校筹建方案》,后面是《东北土地改革试点报告》,最后是一封亲笔信,落款是张瑾之。
    他先看土地改革报告。看著看著,手开始发抖。分地,减租,建农会,办合作社……这些他在日本留学时就思考过、在文章里呼吁过的东西,居然在东北,在一点一点变成现实?
    再看工业学校方案。那详尽的专业设置,那扎实的师资名单,那“厂中校、校中厂”的办学思路……这是一个懂教育、懂实业、懂国家需要的人才能做出的规划。
    最后看那封信:“仲谋先生大鉴:拜读先生《华夏农村之出路》等文,深为佩服。今瑾之在东北试行土地改革、兴办教育、振兴实业,皆先生文中之倡也。然施行之中,疑难甚多。欲请先生北来,参与新政筹划,特別是民眾教育、乡村建设诸事。东北三千万生民,亟待先生之智。路费聘书,已备。盼覆。”
    信里还夹著一张匯票,三百大洋。足够他安顿好这里的一切,体面地去奉天。
    陈仲谋坐在油灯前,久久不动。油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曳,將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忽大忽小。外面传来狗吠声,更远处,是赣江沉闷的流淌声。
    “陈先生,”学生轻声问,“您……要走吗?”
    陈仲谋看著这个他教了三年的孩子。聪明,刻苦,但因为家穷,读完小学就得去种地。在东北,这样的孩子能上中学,能上工业学校,能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我要去。”他缓缓起身,走到窗边,望著外面漆黑的夜,“这里的孩子,你帮我接著教。我会寄钱回来,买书,买纸,修教室。但有些事,我得去更大的地方做。为了这里的孩子,也为了东北的孩子,为了全华夏的孩子。”
    十一月十日,奉天大帅府
    张瑾之站在地图前,手里拿著五份刚刚收到的密报。地图旁的黑板上,用粉笔写著五个人名,每个名字后面都跟著简短的备註:
    刘振川(上海):已同意赴奉考察。11月12日乘船北上。
    叶沧澜(天津):已同意赴奉考察。11月15日抵奉。
    彭坤山(江西):正在思考。
    林伯韜(武汉):已秘密启程。11月18日抵营口。
    陈仲谋(江西):已同意赴奉。11月20日前动身。
    五个人,五种背景,五个方向。但都朝著同一个地方来了。
    张瑾之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从上海到天津,从江西到武汉,最后匯聚到奉天。像五条溪流,正在匯入一条正在崛起的大河。
    “少帅,”谭海走进来,“何武官从纽约来电,第一批五百吨黄金已装船,船名『渤海號』,11月20日从旧金山启航,预计12月下旬抵大连。船是美国籍,我们僱佣了美国海军护航,但为防万一,建议我们派精锐接应。”
    张瑾之走到书案前,摊开海图。旧金山到横滨,横滨到大连,这条航线要经过日本海,要经过朝鲜海峡,都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五百吨黄金,在这个年代足以装备五个师,足以让任何人眼红。
    “让孙铭九来见我。”他说。
    半小时后,孙铭九走进书房。他是张瑾之的卫队队长,三十岁,精瘦,话不多,但身手是讲武堂那一届公认的第一。
    “铭九,”张瑾之没有寒暄,“交给你一个任务。从三枪队挑四十人,再从警卫团挑一个最精锐的步兵连,一百四十人,全部换便衣,分批秘密前往大连。任务:接应一批特殊货物,確保万无一失。”
    “什么货物?”
    “黄金。五百吨。”张瑾之看著他,“从美国运来的,是东北的救命钱。船12月下旬到大连,但这一路,经过日本海,经过朝鲜海峡,日本人不可能不知道。我要你保证,这批黄金,一根都不能少。”
    孙铭九脸色凝重,但眼神坚定:“明白。我带三枪队去就行,警卫连留下保护少帅……”
    “不。”张瑾之打断,“黄金比我的命重要。这五百吨到了,东北的工厂能建起来,学校的设备能买回来,军队的装备能换新的。我死了,东北还能有人接著干。但这批黄金要是丟了,东北就真没希望了。”
    他走到孙铭九面前,重重拍他的肩:“铭九,你跟了我十年。这次任务,可能是你这辈子最凶险的一次。日本特务、海盗、甚至我们自己內部的眼线,都可能打这批黄金的主意。我要你活著把黄金带回来,也要你活著把弟兄们带回来。能做到吗?”
    孙铭九立正,敬礼,一字一句:“黄金在,我在。黄金丟,我死。”
    “好。”张瑾之走到书案前,写了一道手令,“拿著这个,去兵工厂领最新装备。每人配两把擼子,一把步枪,弹药加倍。另外,带两部电台,每天定时联络。遇到情况,我授权你临机决断,可以先斩后奏。”
    “是!”
    孙铭九离开后,张瑾之重新走到地图前。他看著那片广阔的太平洋,想像著那艘载著黄金的船,正劈波斩浪驶向东方。而在华夏大地上,五个人才正从四面八方赶来。黄金是血,人才是骨,工业是肉。有了这些,东北才能站起来,才能在那场即將到来的风暴中,挺直脊樑。
    窗外,又下雪了。奉天城的夜晚,在寂静中积蓄著力量。
    距离那个夜晚,还有312天。
    时间,依然紧迫。
    但希望,正在从四面八方匯聚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