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5章 脱亚，就能入欧？
第715章 脱亚，就能入欧？
今天，庆应义塾的学生们每一个都穿著洗得乾乾净净的制服，领口的扣子也都扣得严严实实。
他们站在寒风里，嘴里呼出白气，不时跺跺脚取暖，但神情兴奋，丝毫没有不耐烦。
莱昂纳尔要来这里参观的消息，早就让整个学校沸腾了起来，甚至许多已经毕业的老生也特意赶了过来。
更不要说其他学校的大学生，也都围在庆应义塾的周边，渴望看莱昂纳尔一眼，或者听到他的只言片语。
所以，此刻这里人已经多到把整条街都堵住了，后来者只能站到马路对面，再后来的则要站到更远处。
九点钟，福泽諭吉的长子福泽一太郎从校门里走出来。他穿著一身黑色制服，腰板挺得笔直。
他扫了一眼门外黑压压的人群，转身对门房说了几句话。
门房赶紧跑进去，很快带著几个工友出来，开始往校门口搬凳子，示意那些年纪大的校友可以坐著等。
但没有一个人坐下，所有人就这么倔强地站著，眼睛盯著街口的方向。
九点半，三辆黑色四轮马车从新桥方向驶来，很快停在了校门口第一辆车门打开，井上馨和几个隨从先下了车：第二辆下来的是莱昂纳尔、孙文和西园寺公望。
第三辆则是尤金·阿杰特和约瑟夫·康拉德，他们一下车就开始摆弄照相机。
福泽一太郎立刻迎上去，用英语说：“索雷尔先生，欢迎您来到庆应义塾。我是福泽一太郎。父亲正在里面等您。”
庆应义塾的办学宗旨就是“用英语研究西洋文化”，所以无论福泽諭吉本人，还是他的孩子、学生，几乎都精通英语。
莱昂纳尔点点头，跟著他往里走。
校门內侧，两排学生分左右整整齐齐地站著，每人手里都拿著一本装订整齐的册子。
莱昂纳尔走过的时候，两排的学生同时鞠躬，动作整齐得像用尺子量过，嘴里还喊道：“欢迎来到庆应！”
他没有停步，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穿过前庭，绕过一栋红砖教学楼，前方出现一片操场。操场上站满了人，全都是教职员。
所有人穿著统一的黑色礼服，排成三个方阵。最前面站著的是福泽諭吉。
福泽諭吉穿著深灰色的高级和服，外罩黑色羽织，头髮梳得一丝不苟，却不像其他日本名流一样蓄鬚。
莱昂纳尔注意到他没有穿西装，与后来的“壹万円”纸幣上的形象几乎毫无二致。
在所有日本精英都用西式礼服接待外国贵宾的时候，福泽諭吉却穿著和服站在这里，显得有些孤零零的。
但莱昂纳尔知道，这是他刻意做出的姿態，目的就是要让像莱昂纳尔这样的外国人看到：日本有自己的东西！
福泽諭吉向前迈出一步，然后停住，弯腰鞠躬：“索雷尔先生，久仰大名。”
然后他直起身，伸出手，用口音很重的英语再次寒暄：“我是福泽諭吉。您能来庆应义塾，是我和全校师生的荣幸。”
这不和不西的礼节让莱昂纳尔哭笑不得，他和福泽諭吉握了一下，淡淡说：“福泽先生，幸会。”
福泽諭吉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请允许我带您看一看学校。”
两人並肩往前走。井上馨跟在后面，孙文则跟在莱昂纳尔身侧一步的位置。
而庆应义塾的教师们，则像黑色的绸带一样跟著这支小小的队伍后面，所有的学生则都贴墙而立，静待贵宾路过。
福泽諭吉边走边说：“庆应创立於一八五八年，原名兰学塾”。当时日本能读到的西洋书籍，几乎都是荷兰文的。”
他停在一栋两层的木楼前：“这是最初的教学楼，很简陋吧？这里的第一批学生只有十几个人，规模小的很。
我父亲是丰前中津藩的下级武士，我在长崎学过兰学，又在大阪跟绪方洪庵先生学过医学，后来开了这所私塾。”
他的介绍当中涉及不少日本特有的名词，所以要不时停下来向莱昂纳尔解释含义。
解释完，福泽諭吉停下脚步，转头看向莱昂纳尔：“那时候日本没有几个人懂西洋的事。我想改变这个局面。”
莱昂纳尔看著那栋老旧的木楼，点了点头，没说话。
福泽諭吉又带著他往前走。穿过一条石板路，来到一栋新建的红砖楼前。
“这是三年前落成的图书馆。”他推开门，率先走进去。
图书馆不大，但光线明亮。沿墙排列著十几排书架，上面摆满了书。莱昂纳尔走近第一排书架，扫了一眼书脊。
有英文书，有荷兰文书，有法文书，还有德文书。
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密尔的《论自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鳩的《论法的精神》————
还有一些他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的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福泽諭吉站在旁边，静静等他用目光逡巡完这里丰富的藏书。
莱昂纳尔隨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翻了几页。
书页边缘写满了批註，字跡密密麻麻，光墨水就有好几种顏色，显然不止一个学生认真研读过。
他把书放回去，又走到下一排书架。这一排全是自然科学类。
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拉瓦锡的《化学基础论》，莱尔的《地质学原理》，还有好几本关於电学的专著。
莱昂纳尔抽出那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翻了几页。同样写满了批註。
他把书合上，放回原处，转过身来：“这些书，庆应塾的学生都能读？”
福泽諭吉点点头：“高等科的学生必修英文，部分选修法文或德文。普通科的学生也要学基础英文。”
“读得懂吗？”
“读不懂也要读。”福泽諭吉说，“读不懂，就去查字典，去问老师，去和同学討论。否则不配做庆应塾的学生。”
莱昂纳尔看了他一眼，没再问了。
走出图书馆，福泽諭吉带著他来到另一栋楼。门口掛著木牌，上面用英文写著：“实验室”。
推开门，一股化学试剂的味道飘出来。房间里摆著四排长桌，桌上放著烧杯、试管、
酒精灯和几台显微镜。
福泽諭吉走到一张桌前，拿起一台显微镜：“这是从德国进口的。学生们每周有两节实验课，了解基本的生化知识。”
莱昂纳尔接过显微镜，对著光看了看镜头，又把它放下了。他走到窗边的一张桌前，桌上放著一本摊开的笔记本。
笔记本上画著细胞结构图，旁边是各种標註：细胞壁，细胞核，细胞质————每个部分都標得清清楚楚。
“这是学生的笔记？”莱昂纳尔问。
福泽諭吉走过来看了一眼：“这是北里柴三郎老师的讲义，可能是借给学生抄才会落在这里。
他是医学博士，每周在庆应塾兼一次课。不过他今年就要去德国了，跟罗伯特·科赫教授学习。”
莱昂纳尔合上笔记本，放回原处。
福泽諭吉一直仔细观察莱昂纳尔的反应，试图从他的表情里读出点什么。
但莱昂纳尔的脸始终平静。不冷淡，也不热情。不敷衍，也不认真。
就是平静。这让福泽諭吉有些不安。
他带莱昂纳尔看的这些东西图书馆，理科室，学生的笔记，英文教学—每一样都是他精心挑选的。
他要让这个欧洲人看到，庆应义塾不是那种只教学生背古书的旧式学堂，而是真正在传授西洋实学的地方。
但莱昂纳尔什么都没说，只是在走出实验室的时候，隨口问了一句：“贵校有多少学生？”
福泽諭吉立刻回答：“高等科就是六十五人，普通科一百五十二人，加上预备科，一共將近三百人。”
莱昂纳尔点点头，继续往前走。
福泽諭吉等了几秒，確定他没有要往下问的意思，只好主动开口：“索雷尔先生，您觉得我们的实验，怎么样？”
“很好。”莱昂纳尔说。
就这两个字。
福泽諭吉又等了几秒。还是没有下文。
井上馨在后面急得手心出汗。他拼命给福泽諭吉使眼色，意思是让他换个话题，或者乾脆別问了。
但福泽諭吉连一个正眼都没有看他，而是继续带著莱昂纳尔往前走。
他们穿过操场，经过一栋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上堆著砖块和木料，几个工人正在砌墙。
“这是新的教学楼。”福泽諭吉说，“今年秋天就能完工。到时候可以多容纳两百名学生。”
莱昂纳尔看了一眼工地，问：“谁出钱？”
福泽諭吉愣了一下，然后说：“主要是毕业生的捐款。”
“政府不出钱？”
“庆应义塾是私立学校。”福泽諭吉的口气里带著一丝骄傲，“从一开始就没有拿过政府的钱。我也不想拿。”
莱昂纳尔第一次主动停下脚步。他转过身，看著福泽諭吉：“为什么？”
福泽諭吉迎著他的目光：“拿了政府的钱，就要听那些官僚的话。庆应义塾教什么，怎么教，必须由我自己决定！”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昂著头，神情十分骄傲。
莱昂纳尔听完，微微点了点头，还特地回头看了孙文一眼。这也是他今天第一次不是出於客气的点头。
福泽諭吉心里稍微鬆了口气，但紧接著又紧张起来—他发现莱昂纳尔还是什么都没说。
他们继续往前走。福泽諭吉不断介绍著学校的各种情况：课程设置，师资来源，毕业生的去向，和外国学校的交流。
他说得很详细，数据张口就来，显然做足了准备。莱昂纳尔听著，偶尔问一两个问题，都是很具体的技术性问题。
比如“英文课一周几节”、“物理实验做到什么程度”、“毕业生有多少去了国外”。福泽諭吉一一回答，滴水不漏。
但他始终摸不清莱昂纳尔的態度。
这些问题的答案本身没有好坏之分。莱昂纳尔听完，既不夸奖，也不批评。他只是听，然后点头，问下一个问题。
福泽諭吉感觉自己像在考试。考官不出分数，也不给评语，只是面无表情地翻到下一页试卷。
这种不確定让他越来越焦虑。他想起莱昂纳尔在东京大学演讲时的那些话，想起那些学生们像被雷劈了一样的反应。
他不想让庆应义塾的学生也变成那样—不是不想让他们被震撼，而是不想让他们被一个外国人震撼。
要震撼，也得是他福泽諭吉来震撼！
所以今天不能是演讲，演讲就落了下乘。东京大学请莱昂纳尔去演讲，是让他站在讲台上“布道”，学生们在下面听。
不管讲的人有多么好，听的人多么激动，这个姿势本身就意味著日本的下一代在被动地接受外国人的灌输。
福泽諭吉不想要自己和自己的学生做被动的接受者。他想要的是对话，那种身份平等地对话。
他福泽諭吉，和莱昂纳尔·索雷尔，面对面坐著，你问我答，我问你答。
这才是一个文明人和另一个文明人交流的正確方式！
参观完最后一栋教学楼，福泽諭吉停下脚步：“索雷尔先生，参观就到这里。我在讲堂准备了对谈的场地。请。”
讲堂是一栋独立的建筑，比普通教室大得多，能容纳三百人。
但今天福泽諭吉没有安排全部学生入场，只有教职员和少数优秀学生才有资格旁听他与莱昂纳尔的对话。
讲台上摆著五把椅子和一张矮桌。桌上铺著深蓝色桌布，放著一套茶具。
福泽諭吉引著莱昂纳尔走上讲台，两人面对面坐下。井上馨坐在福泽諭吉旁边，孙文则坐在莱昂纳尔身后。
台下还坐著专门记录几人谈话內容的书记员，尤金·阿杰特也架好了照相机隨时准备记录精彩的瞬间。
等台下的教职员和学生们都坐定了，整个讲堂很快就安静下来。
福泽諭吉先开口：“索雷尔先生，您来日本已经十天了。参加了鹿鸣馆的舞会，参观了好几所学校和企业————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最后“鼓足勇气”地问：“您对日本，有什么评价？任何方面都行。”
莱昂纳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才回答：“福泽先生，我不太喜欢评价”这个词。
我来远东，是来看的，来体验的。
我不是来当裁判或者法官的。”
福泽諭吉脸上的笑容没有变：“那您看到了什么？体验到了什么？”
莱昂纳尔想了想：“所有文明都有各自的特点。日本和欧洲很不一样。不过，这里看上去很有活力。变革的活力。”
福泽諭吉的眼睛亮了一下。他等的就是这句话。
“您说得非常准確。”他往前倾了倾身子，“变革。这正是日本当前最核心的主题。”
他稍微提高了声音，既是对莱昂纳尔说，也是让台下的人听清楚：“索雷尔先生，我不瞒您说—
在远东这三个主要国家里，中国、朝鲜、日本，只有日本在真正朝著文明”的方向前进。”
见莱昂纳尔没有回应，他提高了音量：“中国守著几千年的儒家制度不肯放手；而朝鲜呢，比中国还要保守。
只有日本，在主动学习欧美的制度、技术、思想和文化。”
“我们正在经歷的变化，可以说是——”他停顿了一下，找到了那个词，“一场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一样的大变革！”
莱昂纳尔露出错愕的神色：“大革命？”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日本已经准备好把皇帝送上断头台了吗？”
整个讲堂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台下坐著的教职员们像被施了定身术，一动不动；有几个学生张开了嘴，但不敢发出任何声音，甚至连呼吸都停了。
井上馨的脸“唰”地白了，福泽諭吉端著茶杯的手僵在半空中，笑容冻在脸上。
他慌忙解释：“索雷尔先生，您误会了。我说的是一种比喻。思想上的革命，制度上的革命，但不是—”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找一个安全的说法：“不是任何对天皇陛下不敬的意思！完全没有！”
莱昂纳尔脸上的讶异变成了困惑：“您自己说的，大革命。大革命最大的成果，不就是砍掉了路易十六的脑袋吗？
相信我，这里没有人比我更懂大革命。除非，你们只想进行英国佬那样的偽革命，保留王室，但————”
井上馨坐不住了，猛地打断谈话，声音又快又急：“索雷尔先生！天皇陛下和路易十六完全不同！
天皇陛下是日本改革的最大支持者！他是进步力量的代表！他是推动改革的人，不是改革的对象！”
莱昂纳尔看著他，等他说完，然后问：“那为什么要用大革命”这个词？”
井上馨张著嘴，说不出话。
福泽諭吉深吸了一口气：“抱歉，是我用词不当，请您谅解。我想说的是——日本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天皇陛下是这场变革的引领者，这和法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和英国的也不一样。日本自有国情在此！”
莱昂纳尔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他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福泽諭吉的后背已经湿透了。他没想到自己精心设计的开场，会在一句话里差点翻船。
他看了看莱昂纳尔，这个法国人的脸上已经恢復了平静，好像刚才那句差点让整个讲堂室息的话只是隨口一问。
福泽諭吉不確定他是故意的，还是真的不懂。但不管是哪一种，都让他感到危险。
但他不能停在这里。他今天有一个必须达成的目標！
福泽諭吉重新振作精神，挺直了腰板：“索雷尔先生，您刚才说日本有变革的活力。
我完全同意。
但这种活力不是凭空產生的。日本之所以能够变革，是因为我们將做出一个决定性的选择一”
他停顿了一下，好让下面震撼人心的两个词，在安静的讲堂里掀起风暴：“脱亚！入欧！”
讲堂里的日本师生纷纷惊呼起来。虽然福泽諭吉在学校里多次宣讲过“脱亚论”，但从未正式公开发表过。
他选择在今天、在象徵欧洲文明的文豪莱昂纳尔·索雷尔面前说出来，可以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时机。
无论这个文豪是什么反应，都將被载入史册—
他表示讚赏，那是对日本“脱亚入欧”最大的肯定，能帮助日本在舆论上拿到“文明国家”的入场券，皆大欢喜；
他表示不屑，那也只不过是一个欧洲人表现出对日本惯有的態度，福泽校长则是那个对抗傲慢与偏见的英雄。
但令福泽諭吉与庆应塾的师生都感到不安的是，莱昂纳尔没有接话，只是看著他，连表情都没有一丝变化。
没有讶异、没有讚赏、没有不屑，仿佛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用眼神示意自以为是的学生：“你继续，我听著呢。”
福泽諭吉只能硬著头皮继续说下去：“我今年五十一岁了。我亲眼看著日本从锁国走向开国，从旧幕府走向新政府。
这二十多年，日本的变化比过去两百年还要大。但光有变化不够，变化必须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文明！”
“什么是文明？不是穿洋服，不是吃牛肉，不是跳舞。文明是一整套关於人该怎么活、社会该怎么组织的根本理念。
这套理念，欧洲人用了三百年才建立起来。但我们日本人不能再用三百年去重新发明一遍，我们没有时间了！”
他的语速越来越快。
“所以日本要学习。不仅要学技术，更要学制度，学思想，学法律的精神，学权利的观念。
我们要把欧洲人用了三百年才想明白的东西，用三十年的时间学会。”
“但学习有一个前提””
“必须远离恶邻。”
到了这句话时，莱昂纳尔的眉毛才微微动了一下，虽然幅度很小，但福泽諭吉还是捕捉到了这个细节。
他觉得自己终於触到了莱昂纳尔的兴趣点：“索雷尔先生，日本是一个岛国。我们的西边，是中国和朝鲜。”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有四千年歷史，有四万万人口，有广袤的国土。但它拒绝变革。
它的官僚体制还是几百年前那一套，它的读书人还在钻研八股文，它的人民还在向皇帝磕头。
英国人用几条炮舰就打开了它的国门，它输了，赔了款，割了地。然后呢？然后它继续沉睡。”
“朝鲜比中国还要顽固。它把自己封闭起来，称中国为天朝”，满足於做藩属国的地位。
任何改革的尝试，都会被保守派扼杀。去年年底的甲申政变，您应该听说过，规模很大。
朝鲜的开化派试图推动改革，结果呢？失败了。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整个旧制度的巨大惯性。”
看到莱昂纳尔的神情又变得古井无波，福泽諭吉有些著急，再次提高了音量一—
“索雷尔先生，日本不能被这两个国家拖住。如果我们继续和它们绑在一起，你们文明人们会怎么看待我们？
你们会说，看，日本和中国、朝鲜是一回事，都是不开化的亚洲国家。但我们必须要让你们明白日本不一样！”
他一字一顿地说：“日本必须脱离亚洲！也必將脱离亚洲！”
“当然，这不是地理上的脱离”，而是在精神上、制度上、文明上，彻底脱离亚洲的旧轨道，走上欧洲的新轨道！”
“这就是脱亚入欧”。
“”
福泽諭吉说完这句话，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靠在椅背上。
他从怀里掏出一叠稿纸，放在桌上。稿纸的封面用英文写著：脱亚论。
“这是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还没有发表。我想请您先看一看。”
他把稿纸推到莱昂纳尔面前。
莱昂纳尔低头看了一眼封面，没有翻开。他抬起头，看著福泽諭吉。
“福泽先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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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諭吉点点头：“您请问。”
他已经做好承受来自欧洲文豪最猛烈攻击的准备一法国人，是全世界在文化与制度上最自信也最自大的民族。
一个亚洲国家妄言要“脱亚入欧”，对种族歧视深入骨髓的欧洲人来说，无异於赤裸裸的挑衅。
索雷尔可能会冷嘲、会热讽、会痛骂、会批判————但无论哪一种，福泽諭吉都会正面迎击，展现出不卑不亢的气度。
“脱亚入欧”的理念会藉由这次辩论，获得更广泛的影响力，甚至超出日本，辐射欧美；
而他，福泽諭吉，也將以第一个与欧洲顶级文化名流在舆论上分庭抗礼的日本人的身份，被歷史永远记住。
想到这里，福泽諭吉忍不住第一次剥下了谦恭、礼貌的偽装，目光灼灼，毫不退让地盯著莱昂纳尔。
但莱昂纳尔的神情却没有如他料想般出现变化，甚至就连声音都没有起伏，他只问了一个小问题：“呃，贵国的唐行小姐”—也就是南洋姐”也在脱亚入欧”的行列当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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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庆应义塾的学生们每一个都穿著洗得乾乾净净的制服，领口的扣子也都扣得严严实实。
他们站在寒风里，嘴里呼出白气，不时跺跺脚取暖，但神情兴奋，丝毫没有不耐烦。
莱昂纳尔要来这里参观的消息，早就让整个学校沸腾了起来，甚至许多已经毕业的老生也特意赶了过来。
更不要说其他学校的大学生，也都围在庆应义塾的周边，渴望看莱昂纳尔一眼，或者听到他的只言片语。
所以，此刻这里人已经多到把整条街都堵住了，后来者只能站到马路对面，再后来的则要站到更远处。
九点钟，福泽諭吉的长子福泽一太郎从校门里走出来。他穿著一身黑色制服，腰板挺得笔直。
他扫了一眼门外黑压压的人群，转身对门房说了几句话。
门房赶紧跑进去，很快带著几个工友出来，开始往校门口搬凳子，示意那些年纪大的校友可以坐著等。
但没有一个人坐下，所有人就这么倔强地站著，眼睛盯著街口的方向。
九点半，三辆黑色四轮马车从新桥方向驶来，很快停在了校门口第一辆车门打开，井上馨和几个隨从先下了车：第二辆下来的是莱昂纳尔、孙文和西园寺公望。
第三辆则是尤金·阿杰特和约瑟夫·康拉德，他们一下车就开始摆弄照相机。
福泽一太郎立刻迎上去，用英语说：“索雷尔先生，欢迎您来到庆应义塾。我是福泽一太郎。父亲正在里面等您。”
庆应义塾的办学宗旨就是“用英语研究西洋文化”，所以无论福泽諭吉本人，还是他的孩子、学生，几乎都精通英语。
莱昂纳尔点点头，跟著他往里走。
校门內侧，两排学生分左右整整齐齐地站著，每人手里都拿著一本装订整齐的册子。
莱昂纳尔走过的时候，两排的学生同时鞠躬，动作整齐得像用尺子量过，嘴里还喊道：“欢迎来到庆应！”
他没有停步，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穿过前庭，绕过一栋红砖教学楼，前方出现一片操场。操场上站满了人，全都是教职员。
所有人穿著统一的黑色礼服，排成三个方阵。最前面站著的是福泽諭吉。
福泽諭吉穿著深灰色的高级和服，外罩黑色羽织，头髮梳得一丝不苟，却不像其他日本名流一样蓄鬚。
莱昂纳尔注意到他没有穿西装，与后来的“壹万円”纸幣上的形象几乎毫无二致。
在所有日本精英都用西式礼服接待外国贵宾的时候，福泽諭吉却穿著和服站在这里，显得有些孤零零的。
但莱昂纳尔知道，这是他刻意做出的姿態，目的就是要让像莱昂纳尔这样的外国人看到：日本有自己的东西！
福泽諭吉向前迈出一步，然后停住，弯腰鞠躬：“索雷尔先生，久仰大名。”
然后他直起身，伸出手，用口音很重的英语再次寒暄：“我是福泽諭吉。您能来庆应义塾，是我和全校师生的荣幸。”
这不和不西的礼节让莱昂纳尔哭笑不得，他和福泽諭吉握了一下，淡淡说：“福泽先生，幸会。”
福泽諭吉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请允许我带您看一看学校。”
两人並肩往前走。井上馨跟在后面，孙文则跟在莱昂纳尔身侧一步的位置。
而庆应义塾的教师们，则像黑色的绸带一样跟著这支小小的队伍后面，所有的学生则都贴墙而立，静待贵宾路过。
福泽諭吉边走边说：“庆应创立於一八五八年，原名兰学塾”。当时日本能读到的西洋书籍，几乎都是荷兰文的。”
他停在一栋两层的木楼前：“这是最初的教学楼，很简陋吧？这里的第一批学生只有十几个人，规模小的很。
我父亲是丰前中津藩的下级武士，我在长崎学过兰学，又在大阪跟绪方洪庵先生学过医学，后来开了这所私塾。”
他的介绍当中涉及不少日本特有的名词，所以要不时停下来向莱昂纳尔解释含义。
解释完，福泽諭吉停下脚步，转头看向莱昂纳尔：“那时候日本没有几个人懂西洋的事。我想改变这个局面。”
莱昂纳尔看著那栋老旧的木楼，点了点头，没说话。
福泽諭吉又带著他往前走。穿过一条石板路，来到一栋新建的红砖楼前。
“这是三年前落成的图书馆。”他推开门，率先走进去。
图书馆不大，但光线明亮。沿墙排列著十几排书架，上面摆满了书。莱昂纳尔走近第一排书架，扫了一眼书脊。
有英文书，有荷兰文书，有法文书，还有德文书。
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密尔的《论自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鳩的《论法的精神》————
还有一些他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的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福泽諭吉站在旁边，静静等他用目光逡巡完这里丰富的藏书。
莱昂纳尔隨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翻了几页。
书页边缘写满了批註，字跡密密麻麻，光墨水就有好几种顏色，显然不止一个学生认真研读过。
他把书放回去，又走到下一排书架。这一排全是自然科学类。
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拉瓦锡的《化学基础论》，莱尔的《地质学原理》，还有好几本关於电学的专著。
莱昂纳尔抽出那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翻了几页。同样写满了批註。
他把书合上，放回原处，转过身来：“这些书，庆应塾的学生都能读？”
福泽諭吉点点头：“高等科的学生必修英文，部分选修法文或德文。普通科的学生也要学基础英文。”
“读得懂吗？”
“读不懂也要读。”福泽諭吉说，“读不懂，就去查字典，去问老师，去和同学討论。否则不配做庆应塾的学生。”
莱昂纳尔看了他一眼，没再问了。
走出图书馆，福泽諭吉带著他来到另一栋楼。门口掛著木牌，上面用英文写著：“实验室”。
推开门，一股化学试剂的味道飘出来。房间里摆著四排长桌，桌上放著烧杯、试管、
酒精灯和几台显微镜。
福泽諭吉走到一张桌前，拿起一台显微镜：“这是从德国进口的。学生们每周有两节实验课，了解基本的生化知识。”
莱昂纳尔接过显微镜，对著光看了看镜头，又把它放下了。他走到窗边的一张桌前，桌上放著一本摊开的笔记本。
笔记本上画著细胞结构图，旁边是各种標註：细胞壁，细胞核，细胞质————每个部分都標得清清楚楚。
“这是学生的笔记？”莱昂纳尔问。
福泽諭吉走过来看了一眼：“这是北里柴三郎老师的讲义，可能是借给学生抄才会落在这里。
他是医学博士，每周在庆应塾兼一次课。不过他今年就要去德国了，跟罗伯特·科赫教授学习。”
莱昂纳尔合上笔记本，放回原处。
福泽諭吉一直仔细观察莱昂纳尔的反应，试图从他的表情里读出点什么。
但莱昂纳尔的脸始终平静。不冷淡，也不热情。不敷衍，也不认真。
就是平静。这让福泽諭吉有些不安。
他带莱昂纳尔看的这些东西图书馆，理科室，学生的笔记，英文教学—每一样都是他精心挑选的。
他要让这个欧洲人看到，庆应义塾不是那种只教学生背古书的旧式学堂，而是真正在传授西洋实学的地方。
但莱昂纳尔什么都没说，只是在走出实验室的时候，隨口问了一句：“贵校有多少学生？”
福泽諭吉立刻回答：“高等科就是六十五人，普通科一百五十二人，加上预备科，一共將近三百人。”
莱昂纳尔点点头，继续往前走。
福泽諭吉等了几秒，確定他没有要往下问的意思，只好主动开口：“索雷尔先生，您觉得我们的实验，怎么样？”
“很好。”莱昂纳尔说。
就这两个字。
福泽諭吉又等了几秒。还是没有下文。
井上馨在后面急得手心出汗。他拼命给福泽諭吉使眼色，意思是让他换个话题，或者乾脆別问了。
但福泽諭吉连一个正眼都没有看他，而是继续带著莱昂纳尔往前走。
他们穿过操场，经过一栋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上堆著砖块和木料，几个工人正在砌墙。
“这是新的教学楼。”福泽諭吉说，“今年秋天就能完工。到时候可以多容纳两百名学生。”
莱昂纳尔看了一眼工地，问：“谁出钱？”
福泽諭吉愣了一下，然后说：“主要是毕业生的捐款。”
“政府不出钱？”
“庆应义塾是私立学校。”福泽諭吉的口气里带著一丝骄傲，“从一开始就没有拿过政府的钱。我也不想拿。”
莱昂纳尔第一次主动停下脚步。他转过身，看著福泽諭吉：“为什么？”
福泽諭吉迎著他的目光：“拿了政府的钱，就要听那些官僚的话。庆应义塾教什么，怎么教，必须由我自己决定！”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昂著头，神情十分骄傲。
莱昂纳尔听完，微微点了点头，还特地回头看了孙文一眼。这也是他今天第一次不是出於客气的点头。
福泽諭吉心里稍微鬆了口气，但紧接著又紧张起来—他发现莱昂纳尔还是什么都没说。
他们继续往前走。福泽諭吉不断介绍著学校的各种情况：课程设置，师资来源，毕业生的去向，和外国学校的交流。
他说得很详细，数据张口就来，显然做足了准备。莱昂纳尔听著，偶尔问一两个问题，都是很具体的技术性问题。
比如“英文课一周几节”、“物理实验做到什么程度”、“毕业生有多少去了国外”。福泽諭吉一一回答，滴水不漏。
但他始终摸不清莱昂纳尔的態度。
这些问题的答案本身没有好坏之分。莱昂纳尔听完，既不夸奖，也不批评。他只是听，然后点头，问下一个问题。
福泽諭吉感觉自己像在考试。考官不出分数，也不给评语，只是面无表情地翻到下一页试卷。
这种不確定让他越来越焦虑。他想起莱昂纳尔在东京大学演讲时的那些话，想起那些学生们像被雷劈了一样的反应。
他不想让庆应义塾的学生也变成那样—不是不想让他们被震撼，而是不想让他们被一个外国人震撼。
要震撼，也得是他福泽諭吉来震撼！
所以今天不能是演讲，演讲就落了下乘。东京大学请莱昂纳尔去演讲，是让他站在讲台上“布道”，学生们在下面听。
不管讲的人有多么好，听的人多么激动，这个姿势本身就意味著日本的下一代在被动地接受外国人的灌输。
福泽諭吉不想要自己和自己的学生做被动的接受者。他想要的是对话，那种身份平等地对话。
他福泽諭吉，和莱昂纳尔·索雷尔，面对面坐著，你问我答，我问你答。
这才是一个文明人和另一个文明人交流的正確方式！
参观完最后一栋教学楼，福泽諭吉停下脚步：“索雷尔先生，参观就到这里。我在讲堂准备了对谈的场地。请。”
讲堂是一栋独立的建筑，比普通教室大得多，能容纳三百人。
但今天福泽諭吉没有安排全部学生入场，只有教职员和少数优秀学生才有资格旁听他与莱昂纳尔的对话。
讲台上摆著五把椅子和一张矮桌。桌上铺著深蓝色桌布，放著一套茶具。
福泽諭吉引著莱昂纳尔走上讲台，两人面对面坐下。井上馨坐在福泽諭吉旁边，孙文则坐在莱昂纳尔身后。
台下还坐著专门记录几人谈话內容的书记员，尤金·阿杰特也架好了照相机隨时准备记录精彩的瞬间。
等台下的教职员和学生们都坐定了，整个讲堂很快就安静下来。
福泽諭吉先开口：“索雷尔先生，您来日本已经十天了。参加了鹿鸣馆的舞会，参观了好几所学校和企业————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最后“鼓足勇气”地问：“您对日本，有什么评价？任何方面都行。”
莱昂纳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才回答：“福泽先生，我不太喜欢评价”这个词。
我来远东，是来看的，来体验的。
我不是来当裁判或者法官的。”
福泽諭吉脸上的笑容没有变：“那您看到了什么？体验到了什么？”
莱昂纳尔想了想：“所有文明都有各自的特点。日本和欧洲很不一样。不过，这里看上去很有活力。变革的活力。”
福泽諭吉的眼睛亮了一下。他等的就是这句话。
“您说得非常准確。”他往前倾了倾身子，“变革。这正是日本当前最核心的主题。”
他稍微提高了声音，既是对莱昂纳尔说，也是让台下的人听清楚：“索雷尔先生，我不瞒您说—
在远东这三个主要国家里，中国、朝鲜、日本，只有日本在真正朝著文明”的方向前进。”
见莱昂纳尔没有回应，他提高了音量：“中国守著几千年的儒家制度不肯放手；而朝鲜呢，比中国还要保守。
只有日本，在主动学习欧美的制度、技术、思想和文化。”
“我们正在经歷的变化，可以说是——”他停顿了一下，找到了那个词，“一场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一样的大变革！”
莱昂纳尔露出错愕的神色：“大革命？”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日本已经准备好把皇帝送上断头台了吗？”
整个讲堂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台下坐著的教职员们像被施了定身术，一动不动；有几个学生张开了嘴，但不敢发出任何声音，甚至连呼吸都停了。
井上馨的脸“唰”地白了，福泽諭吉端著茶杯的手僵在半空中，笑容冻在脸上。
他慌忙解释：“索雷尔先生，您误会了。我说的是一种比喻。思想上的革命，制度上的革命，但不是—”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找一个安全的说法：“不是任何对天皇陛下不敬的意思！完全没有！”
莱昂纳尔脸上的讶异变成了困惑：“您自己说的，大革命。大革命最大的成果，不就是砍掉了路易十六的脑袋吗？
相信我，这里没有人比我更懂大革命。除非，你们只想进行英国佬那样的偽革命，保留王室，但————”
井上馨坐不住了，猛地打断谈话，声音又快又急：“索雷尔先生！天皇陛下和路易十六完全不同！
天皇陛下是日本改革的最大支持者！他是进步力量的代表！他是推动改革的人，不是改革的对象！”
莱昂纳尔看著他，等他说完，然后问：“那为什么要用大革命”这个词？”
井上馨张著嘴，说不出话。
福泽諭吉深吸了一口气：“抱歉，是我用词不当，请您谅解。我想说的是——日本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天皇陛下是这场变革的引领者，这和法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和英国的也不一样。日本自有国情在此！”
莱昂纳尔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他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福泽諭吉的后背已经湿透了。他没想到自己精心设计的开场，会在一句话里差点翻船。
他看了看莱昂纳尔，这个法国人的脸上已经恢復了平静，好像刚才那句差点让整个讲堂室息的话只是隨口一问。
福泽諭吉不確定他是故意的，还是真的不懂。但不管是哪一种，都让他感到危险。
但他不能停在这里。他今天有一个必须达成的目標！
福泽諭吉重新振作精神，挺直了腰板：“索雷尔先生，您刚才说日本有变革的活力。
我完全同意。
但这种活力不是凭空產生的。日本之所以能够变革，是因为我们將做出一个决定性的选择一”
他停顿了一下，好让下面震撼人心的两个词，在安静的讲堂里掀起风暴：“脱亚！入欧！”
讲堂里的日本师生纷纷惊呼起来。虽然福泽諭吉在学校里多次宣讲过“脱亚论”，但从未正式公开发表过。
他选择在今天、在象徵欧洲文明的文豪莱昂纳尔·索雷尔面前说出来，可以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时机。
无论这个文豪是什么反应，都將被载入史册—
他表示讚赏，那是对日本“脱亚入欧”最大的肯定，能帮助日本在舆论上拿到“文明国家”的入场券，皆大欢喜；
他表示不屑，那也只不过是一个欧洲人表现出对日本惯有的態度，福泽校长则是那个对抗傲慢与偏见的英雄。
但令福泽諭吉与庆应塾的师生都感到不安的是，莱昂纳尔没有接话，只是看著他，连表情都没有一丝变化。
没有讶异、没有讚赏、没有不屑，仿佛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用眼神示意自以为是的学生：“你继续，我听著呢。”
福泽諭吉只能硬著头皮继续说下去：“我今年五十一岁了。我亲眼看著日本从锁国走向开国，从旧幕府走向新政府。
这二十多年，日本的变化比过去两百年还要大。但光有变化不够，变化必须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文明！”
“什么是文明？不是穿洋服，不是吃牛肉，不是跳舞。文明是一整套关於人该怎么活、社会该怎么组织的根本理念。
这套理念，欧洲人用了三百年才建立起来。但我们日本人不能再用三百年去重新发明一遍，我们没有时间了！”
他的语速越来越快。
“所以日本要学习。不仅要学技术，更要学制度，学思想，学法律的精神，学权利的观念。
我们要把欧洲人用了三百年才想明白的东西，用三十年的时间学会。”
“但学习有一个前提””
“必须远离恶邻。”
到了这句话时，莱昂纳尔的眉毛才微微动了一下，虽然幅度很小，但福泽諭吉还是捕捉到了这个细节。
他觉得自己终於触到了莱昂纳尔的兴趣点：“索雷尔先生，日本是一个岛国。我们的西边，是中国和朝鲜。”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有四千年歷史，有四万万人口，有广袤的国土。但它拒绝变革。
它的官僚体制还是几百年前那一套，它的读书人还在钻研八股文，它的人民还在向皇帝磕头。
英国人用几条炮舰就打开了它的国门，它输了，赔了款，割了地。然后呢？然后它继续沉睡。”
“朝鲜比中国还要顽固。它把自己封闭起来，称中国为天朝”，满足於做藩属国的地位。
任何改革的尝试，都会被保守派扼杀。去年年底的甲申政变，您应该听说过，规模很大。
朝鲜的开化派试图推动改革，结果呢？失败了。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整个旧制度的巨大惯性。”
看到莱昂纳尔的神情又变得古井无波，福泽諭吉有些著急，再次提高了音量一—
“索雷尔先生，日本不能被这两个国家拖住。如果我们继续和它们绑在一起，你们文明人们会怎么看待我们？
你们会说，看，日本和中国、朝鲜是一回事，都是不开化的亚洲国家。但我们必须要让你们明白日本不一样！”
他一字一顿地说：“日本必须脱离亚洲！也必將脱离亚洲！”
“当然，这不是地理上的脱离”，而是在精神上、制度上、文明上，彻底脱离亚洲的旧轨道，走上欧洲的新轨道！”
“这就是脱亚入欧”。
“”
福泽諭吉说完这句话，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靠在椅背上。
他从怀里掏出一叠稿纸，放在桌上。稿纸的封面用英文写著：脱亚论。
“这是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还没有发表。我想请您先看一看。”
他把稿纸推到莱昂纳尔面前。
莱昂纳尔低头看了一眼封面，没有翻开。他抬起头，看著福泽諭吉。
“福泽先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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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諭吉点点头：“您请问。”
他已经做好承受来自欧洲文豪最猛烈攻击的准备一法国人，是全世界在文化与制度上最自信也最自大的民族。
一个亚洲国家妄言要“脱亚入欧”，对种族歧视深入骨髓的欧洲人来说，无异於赤裸裸的挑衅。
索雷尔可能会冷嘲、会热讽、会痛骂、会批判————但无论哪一种，福泽諭吉都会正面迎击，展现出不卑不亢的气度。
“脱亚入欧”的理念会藉由这次辩论，获得更广泛的影响力，甚至超出日本，辐射欧美；
而他，福泽諭吉，也將以第一个与欧洲顶级文化名流在舆论上分庭抗礼的日本人的身份，被歷史永远记住。
想到这里，福泽諭吉忍不住第一次剥下了谦恭、礼貌的偽装，目光灼灼，毫不退让地盯著莱昂纳尔。
但莱昂纳尔的神情却没有如他料想般出现变化，甚至就连声音都没有起伏，他只问了一个小问题：“呃，贵国的唐行小姐”—也就是南洋姐”也在脱亚入欧”的行列当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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