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6章 孝道
第296章 孝道
沉香在炉中缓缓燃烧，青烟升起，为宣训宫的樑柱间缠上一道道朦朧的纱帐。
地上铺著厚实的地毯，赤红的底色织就金色凤凰，凤首高昂，羽翼舒张，仿佛隨时会从锦缎中振翅飞出。
宣训宫是仁寿殿的主殿，一方面是娄昭君作为太后，有责任和义务训导天子；另一方面，作为其子的皇帝高洋，也应当接受母亲的指教。
古代不是平白宣传孝道的，孝道从来不是单纯的人伦美德，它的本质，是君王对庶民的pua，是权力规训的千年密码。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这套道德体系完美契合了权力运作的隱秘逻辑，帝王和大儒们的第一要务，永远是维护他们的特权统治，因此孝道的真正含义，是他们精心编织的一张人格规训之网。
虽然社会里永远有人年轻，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年轻的，而上位者的权力和责任是相等的，享受到了底层人民的服务，就要考虑他们的出路。
许多百姓年轻的时候为国家当差、交税、干活乃至打仗，当然，他们也不是自愿的，
反抗者自然有国家的铁拳照顾，军队等著镇压他们立功；
可等到百姓们为国家干到老了，再也压榨不出劳动力了，还反过来需要人养，道德难题就丟回来了，就连军队镇压都不再管用一一军人也是会老的。
於是问题就来了：朝廷养这些老人吗？
首先是实际情况，绝大多数情况下，朝廷都养不起。
其次，就算养得起，也不能出这个钱，因为赠养这些老人是没有收益、无法回本的，
在道德上是天然大义，但经济却是血亏到底，这样乾的话朝廷就不是统治者，而是真的为百姓服务了。
谁不爱钱呢？即便有多余的钱，也要留给天子、百官公卿们，他们的儿子、孙子也要张嘴，哪能轮到百姓呢。
那么这批只能吃饭不能干活的老百姓，到底如何处理？
让他们自生自灭？
这种事情可以做，但不可以明说，一旦在官面上明性定调，那这个朝廷就失去民望了，谁都知道给你办事没有未来。
而且年轻的百姓也不是傻子，都能从眼前的老前辈、甚至自己父母的身上看到將来的惨状：牛马一辈子，活到老死得贱。
那还为朝廷打什么工？趁著年轻，行动起来！於是土匪横行，暴民流窜，盗贼四起社会就动乱了，统治的成本也大幅上升。
统治者急啊、怕啊，既希望全民给自己当牛做马，又不希望承担赡养他们的代价，可不填上这个窟窿，刁民又会闹事，可怎么办？
这时候，孝道就横空出世了，这个精巧的责任转移术，给统治者们的私心进行了巧妙的粉饰一一用金光闪闪的道德牌坊，置换掉他们本应承担的社会契约。
首先，孝道强调了家庭这个概念，“善事父母为孝”、“事亲为大”，你想达成孝道成就，就先要有父母，而且要善待他们。
於是孝道就成了一个光荣的勋章，像是一套最新潮的时尚单品一一子女们需要尽孝嘛，不尽孝的不配做人。
孝道伦理將个体生存困境转化为道德竞赛，让每个家庭都成为微型的人伦祭坛，孝心成为了权力天秤上的砝码，既能彰显仁德，又能將养老重负转嫁给无数个在田垄间僂的背影。
朝廷对老人的瞻养义务趁机从中抽离，让子女们爭相抢夺这些社会责任。
这一时尚流行了两千年，朝廷省了钱，子女们得到口碑和肯定，老人得到晚年保障与精神慰藉，既符合统治者的物质需求，又满足了各个人群的精神需要。
世人睁开眼，每座台子上的牲祭都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没有输家，除了那些自以为是的清醒者，所有人都贏麻。
而尽孝的对象有了，同样就有付出的对象，孝道所构筑的精神信仰，也成为了子女们的权力迷宫：等我老了，我的子女也同样会这样对我尽孝。
如果他们不尊重我，不孝顺我呢？那整个社会都会排挤他们，斥责他们，逼迫他们为我赎罪。
因此出现了“臥冰求鲤”、“郭巨埋儿”这样的抽象孝道小故事，完全违背了常理和人命，却为世人所推崇。
这是百姓所能品尝到的唯一权力，也束缚住每个成员的利器，“父母在，不远游”，
后半句的“游必有方”在宣传口径上被刻意抹掉了。
这样来看，曹魏就是吃亏在了灭得早，否则曹操抢夺曹昂的马，也能洗成“丰王献马”。
家庭被设计成官场，在血族亲缘间也要讲究排资论辈、按工龄上位。
如此一来，百姓对於真正管理国家的官僚和朝廷们无条件地恭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家是一个国，在自己家，他们是父亲，国是千万家，在国朝里，他们也是“天子之子”。
虽然没什么用，但很荣耀，证明了天子父亲是有概率疼爱他们这些子民的。
这样一来，通过孝道，压榨这些百姓就更轻鬆方便了。
正因为孝道对统治者具有如此巨大的好处，能够帮他们转移社会责任，还能强化臣民的忠诚心，因此作为最大的受益者，天子永远不会，也不能公开抵抗自己的父母。
而因为父亲这一职位在皇家中的特殊性，皇帝通常只有母亲能作为自己在孝道上奉献的对象，所以歷来都是皇帝与太后容易產生矛盾。
会有背叛阶级的个人，但永远不会有背叛阶级的阶级，精明的统治者都不会放过孝道这个好用的工具。
因此从登基那年开始，高洋就朝拜娄昭君於內殿，做儿子的臣服母亲，就像齐国万民臣服於他一样，是理所当然之事。
再怎么厌恶搞事娄昭君，高洋也没法真正对娄昭君下手，不仅因为他自身对母亲还真的有一些亲情，还因为这一套孝道逻辑，他作为天下的总负责人和孝道文化匯总终端，若是不做出表率，那么就会破坏齐国乃至古往今来的帝国统治基础。
殴打、谩骂都还能在一定范围內解释，可若是弒母，就是和自己的皇位过不去，强行给自己和高殷上难度。
今日他可以不对母亲尽孝，明天臣民就可以不服他这个君父，更重要的是，换一个可以尽孝的皇帝，似乎也不是特別难。
因此《北齐书》才强调高演“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宫，帝行不正履，容色贬悴，衣不解带，殆將四旬食饮药物尽皆躬亲。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惟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
当初的王莽，未来的高演，都是这一套政治正確的受益者，在上位时吃尽红利。
而高洋与高殷，一定程度上吃了这方面的亏，即便娄昭君跳脸，甚至暗杀高殷，也不能公开与她们决裂，否则就说明的天家的道德有亏，抹黑的是皇族高氏整体的顏面。
必须要用其他的方法。
沉香在炉中缓缓燃烧，青烟升起，为宣训宫的樑柱间缠上一道道朦朧的纱帐。
地上铺著厚实的地毯，赤红的底色织就金色凤凰，凤首高昂，羽翼舒张，仿佛隨时会从锦缎中振翅飞出。
宣训宫是仁寿殿的主殿，一方面是娄昭君作为太后，有责任和义务训导天子；另一方面，作为其子的皇帝高洋，也应当接受母亲的指教。
古代不是平白宣传孝道的，孝道从来不是单纯的人伦美德，它的本质，是君王对庶民的pua，是权力规训的千年密码。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这套道德体系完美契合了权力运作的隱秘逻辑，帝王和大儒们的第一要务，永远是维护他们的特权统治，因此孝道的真正含义，是他们精心编织的一张人格规训之网。
虽然社会里永远有人年轻，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年轻的，而上位者的权力和责任是相等的，享受到了底层人民的服务，就要考虑他们的出路。
许多百姓年轻的时候为国家当差、交税、干活乃至打仗，当然，他们也不是自愿的，
反抗者自然有国家的铁拳照顾，军队等著镇压他们立功；
可等到百姓们为国家干到老了，再也压榨不出劳动力了，还反过来需要人养，道德难题就丟回来了，就连军队镇压都不再管用一一军人也是会老的。
於是问题就来了：朝廷养这些老人吗？
首先是实际情况，绝大多数情况下，朝廷都养不起。
其次，就算养得起，也不能出这个钱，因为赠养这些老人是没有收益、无法回本的，
在道德上是天然大义，但经济却是血亏到底，这样乾的话朝廷就不是统治者，而是真的为百姓服务了。
谁不爱钱呢？即便有多余的钱，也要留给天子、百官公卿们，他们的儿子、孙子也要张嘴，哪能轮到百姓呢。
那么这批只能吃饭不能干活的老百姓，到底如何处理？
让他们自生自灭？
这种事情可以做，但不可以明说，一旦在官面上明性定调，那这个朝廷就失去民望了，谁都知道给你办事没有未来。
而且年轻的百姓也不是傻子，都能从眼前的老前辈、甚至自己父母的身上看到將来的惨状：牛马一辈子，活到老死得贱。
那还为朝廷打什么工？趁著年轻，行动起来！於是土匪横行，暴民流窜，盗贼四起社会就动乱了，统治的成本也大幅上升。
统治者急啊、怕啊，既希望全民给自己当牛做马，又不希望承担赡养他们的代价，可不填上这个窟窿，刁民又会闹事，可怎么办？
这时候，孝道就横空出世了，这个精巧的责任转移术，给统治者们的私心进行了巧妙的粉饰一一用金光闪闪的道德牌坊，置换掉他们本应承担的社会契约。
首先，孝道强调了家庭这个概念，“善事父母为孝”、“事亲为大”，你想达成孝道成就，就先要有父母，而且要善待他们。
於是孝道就成了一个光荣的勋章，像是一套最新潮的时尚单品一一子女们需要尽孝嘛，不尽孝的不配做人。
孝道伦理將个体生存困境转化为道德竞赛，让每个家庭都成为微型的人伦祭坛，孝心成为了权力天秤上的砝码，既能彰显仁德，又能將养老重负转嫁给无数个在田垄间僂的背影。
朝廷对老人的瞻养义务趁机从中抽离，让子女们爭相抢夺这些社会责任。
这一时尚流行了两千年，朝廷省了钱，子女们得到口碑和肯定，老人得到晚年保障与精神慰藉，既符合统治者的物质需求，又满足了各个人群的精神需要。
世人睁开眼，每座台子上的牲祭都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没有输家，除了那些自以为是的清醒者，所有人都贏麻。
而尽孝的对象有了，同样就有付出的对象，孝道所构筑的精神信仰，也成为了子女们的权力迷宫：等我老了，我的子女也同样会这样对我尽孝。
如果他们不尊重我，不孝顺我呢？那整个社会都会排挤他们，斥责他们，逼迫他们为我赎罪。
因此出现了“臥冰求鲤”、“郭巨埋儿”这样的抽象孝道小故事，完全违背了常理和人命，却为世人所推崇。
这是百姓所能品尝到的唯一权力，也束缚住每个成员的利器，“父母在，不远游”，
后半句的“游必有方”在宣传口径上被刻意抹掉了。
这样来看，曹魏就是吃亏在了灭得早，否则曹操抢夺曹昂的马，也能洗成“丰王献马”。
家庭被设计成官场，在血族亲缘间也要讲究排资论辈、按工龄上位。
如此一来，百姓对於真正管理国家的官僚和朝廷们无条件地恭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家是一个国，在自己家，他们是父亲，国是千万家，在国朝里，他们也是“天子之子”。
虽然没什么用，但很荣耀，证明了天子父亲是有概率疼爱他们这些子民的。
这样一来，通过孝道，压榨这些百姓就更轻鬆方便了。
正因为孝道对统治者具有如此巨大的好处，能够帮他们转移社会责任，还能强化臣民的忠诚心，因此作为最大的受益者，天子永远不会，也不能公开抵抗自己的父母。
而因为父亲这一职位在皇家中的特殊性，皇帝通常只有母亲能作为自己在孝道上奉献的对象，所以歷来都是皇帝与太后容易產生矛盾。
会有背叛阶级的个人，但永远不会有背叛阶级的阶级，精明的统治者都不会放过孝道这个好用的工具。
因此从登基那年开始，高洋就朝拜娄昭君於內殿，做儿子的臣服母亲，就像齐国万民臣服於他一样，是理所当然之事。
再怎么厌恶搞事娄昭君，高洋也没法真正对娄昭君下手，不仅因为他自身对母亲还真的有一些亲情，还因为这一套孝道逻辑，他作为天下的总负责人和孝道文化匯总终端，若是不做出表率，那么就会破坏齐国乃至古往今来的帝国统治基础。
殴打、谩骂都还能在一定范围內解释，可若是弒母，就是和自己的皇位过不去，强行给自己和高殷上难度。
今日他可以不对母亲尽孝，明天臣民就可以不服他这个君父，更重要的是，换一个可以尽孝的皇帝，似乎也不是特別难。
因此《北齐书》才强调高演“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宫，帝行不正履，容色贬悴，衣不解带，殆將四旬食饮药物尽皆躬亲。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惟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
当初的王莽，未来的高演，都是这一套政治正確的受益者，在上位时吃尽红利。
而高洋与高殷，一定程度上吃了这方面的亏，即便娄昭君跳脸，甚至暗杀高殷，也不能公开与她们决裂，否则就说明的天家的道德有亏，抹黑的是皇族高氏整体的顏面。
必须要用其他的方法。